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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泛指计算机系统辅助执行那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如感知、对话和决策等能力。基于多样化的海量信息、大幅改进的机器学习方式和算法以及大幅提升的计算机运算能力，人工智能在语音识别与合成、图像识别、机器翻译、搜索优化与服务等研究和应用领域都取得了瞩目进展。

与工业时代的蒸汽机和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一样，人工智能在智慧时代扮演着关键角色，是支撑引领人类社会从信息时代走向智慧时代的基础。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制造，采用高度灵活的生产服务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重组产业链分工和价值创造过程，对经济社会和国家安全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美国、日本、法国等主要国家积极谋划抓住重大机遇并应对严峻挑战。谷歌、亚马逊、Facebook、英特尔、IBM、微软等领先公司正尝试制定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标准，但其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投入和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垄断格局和商业壁垒。我国近乎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及相关研究机构正在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化竞争，可以为制定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要赢得新一轮工业革命竞争，必须抢占人工智能高地，这不仅需要战略高度重视、政策有序引导，更需要优秀企业具有开放融合的胸襟和中流击水的勇气，还需要基础研发体系的支撑引领。人工智能的真正风险并不是创新竞争，而是很可能因为创新太快与社会脱节。一个超智能的人工智能社会，将会扼杀大量的传统工作机会，少数精英将会非常擅长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这些目标与社会目标发生冲突时，会给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一方面要前瞻布局能够改变人工智能现状及未来具有本质特征的基础研究工作，反思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另一方面要重视人工智能可能的风险甚至是危害，为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首先，要加大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尤其应优先发展人工智能基础和长期研究项目。基础研究投入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政府加大人工智能研发投入，是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需要。在政策推动、技术突破和应用扩展的共同推进下，人工智能有望实现大规模应用，其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益、社会效益、安全利益和广泛的溢出效应，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一项非常值得的中长期投资。

其次，要加强规划监管并有序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用，为其消除制度性阻碍。《“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对人工智能已有布局，《国家人工智能专项规划》也将于年内编制完成，将系统开发利用人工智能的全部潜能来强化经济、改善社会、保障安全。制定监管措施，鼓励创新的同时确保人工智能得到公正、安全和可控的应用。强化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跨领域研究、交流、合作，常态化预测预见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用，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从中受益。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提供更加便利的公共数据和信息，为投资者和发明者营造创新友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建立沟通规则和协调机制，让人们了解人工智能的机遇与挑战，消除对人工智能的担忧。

最后，要发挥好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作用，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正在取代部分传统工作，同时也创造出一批新兴就业岗位，就业和教育转型是智慧时代政府必须前瞻考虑的问题。政府要作好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取得先导性技术突破的准备，构建庞大的研发应用体系，同时也要引导市场和社会的后续跟进，形成良性循环的市场支撑体系。政府还应在构建社会伦理和法律体系，确保安全、可控和社会秩序，加快专业人才培养和培训区别于人工智能的劳动技能等方面提前作好战略引导和技术、社会层面的全面布局。